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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疆游戏」李庆霖上书毛泽东 反映知青状况 控诉走后门

2020-01-11 16:37:05

「新疆游戏」李庆霖上书毛泽东 反映知青状况 控诉走后门

新疆游戏,李庆霖(1936-2004)福建莆田人。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,1957年被划为右派,受到降职降薪处分,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。

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“告御状”。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,补助生活困难,改善供应,对强奸、凌辱女知青犯罪严惩等改变知识青年生存状态和命运的一个契机。

李庆霖在粉粹四人帮后淡出; 1977年11月1日,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,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“反革命罪”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5年。1994年8月提前出狱。2004年2月逝世。

(晚年的李庆霖)

出狱后的李庆霖说:“自失去自由,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,历时17个春秋,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,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!”

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:

尊敬的毛主席:

首先,我向您老人家问好。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,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,家庭成分是贫民,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。

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,1968年初中毕业,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教导,毅然报名上山下乡,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。

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,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,每个月定量37斤,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,每个月8块钱,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,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,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,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,是可以过得去的。

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后,孩子在山区劳动,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,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。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,每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,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。在最好的年景里,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,外加两、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,除此之外,就别无他粮了。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,经晒干扬净后,只能有一百多斤。这么少的口粮,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,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。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,更是能吃饭的。在山区,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,不但口粮不够吃,而且从未不见分红,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。下饭的菜吃光了,没有钱去再买 ; 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,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。病倒了,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。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,更是没钱支付。

从1969年起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,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。说来见笑,他风里来,雨里去辛劳种地,头发长了,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。此外,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,直到现在,一度没有房子住宿,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。目前,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,早已露出口音,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。看来孩子在山区,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,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。

毛主席,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我完全拥护,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,我没意见。可是,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,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,穿衣问题,疾病问题,住房问题,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,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,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。今年冬,我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,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?前车可鉴,我真不敢去想它。

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,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,并不认真磨练自己,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,拉关系,走后门,都先后优先被招工、招生、招干去了,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。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,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,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,就被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”调用出去,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,国家早有明文规定。这么一来,单剩下我这些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,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,又完全举目无亲,就自然得不到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”而加以调用了,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,干一辈子革命而已。

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,任人唯亲的现实,我并不怨天,也不尤人,只怪我自己不争气。我认为,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,我们小城镇的孩子,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,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,以增长做人的才干,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,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,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,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。我想,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。

毛主席,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,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。可是我在“叫天不应,叫地不灵”的艰难窘境中,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“告御状”了,真是不该之至!

谨此致倾大安!

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,李庆霖敬上!!1972年12月20日

毛主席回信 : 李庆霖同志,寄上三百元,聊补无米之炊。 全国此类事多,应当统筹解决。!

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

​​1973年4月25日,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,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,读到悲凉处,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,泪水潸然而下。之后,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:“李庆霖同志,寄上三百元,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,容当统筹解决。”

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,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,还问汪东兴,李庆霖是不是党员?如果是党员,可以考虑推举他为“十大”代表,如果不是党员,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。还说,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。由此可见,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。

当时看到报纸、广播和文件传达有如下感觉 : 一是惊讶毛主席给了李庆霖那么多稿费 ; 二是感到李庆霖敢说真话,信中把农村说的如此苦和落后以至让毛主席竟然写出“聊补无米之炊”这与当时“莺歌燕舞"形势是不合拍的; 三是理解"全国此类事甚多”是指走后门。

果真以后出现了三种效应 :一是知青生活和生存现状得到了改善,村里成立了知青点集中管理,配备了带队老师,县里成立了知青办 ; 二是扼制了走后门 ; 三是严惩了一批强奸猥亵女知青犯罪。

后来得知成立“知青办"是1973年4月29日晚,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,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、李先念、张春桥、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、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。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。会上,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,充满激情地说:“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,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。”

国务院很快成立了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”。由周恩来亲自挂帅,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,在各省、市、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。

国务院同时做出指示,放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,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体措施,并且成立调查小组,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。

走后门现像得到了扼制。

如当时报纸报道的南京大学哲学系72届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主动退学回到插队的农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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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惩了一批强奸猥亵女知青犯罪。

中央开始调查之后,全国各地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继揭露出来。其中最恶性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、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数十名女知青。对此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文件发出1973年104号文件《关于黄砚田、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》,该通报写道:黄砚田,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,49岁,江苏泗洪县人,1943年入伍,1944年入党;李耀东,16团参谋长,48岁,河北迁西人,1943年入伍,1944年入党。两人奸污、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,有的被黄奸污后,又被李奸污。判处两人死刑,立即执行。

李庆霖写信的缘由是这样的:

1968年12月22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,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,送到乡下去,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随后,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。

同全国的步伐一致,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,对本地初、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,逐个摸底,挨家挨户动员,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、办手续,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。

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,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。按当时的政策规定,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,口粮每月18公斤,生活费每月八元。然而好景不长,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。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,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,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,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,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,日子才能混过去。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,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,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。

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,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,难以解决,其心情可想而知。几年过去了,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,且越来越严重。

出于无奈,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。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,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,但问题未得到解决。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“四个面向办公室”反映,仍然毫无结果。最后,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,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、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,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。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,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几次上访未果,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“告御状”,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。

1972年12月20日,趁学校放假,李庆霖躲在家里,关起门来,显得十分神秘。他怕连累无辜,也怕走漏风声。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,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,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。信写好后,他又反复推敲,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,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,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“阴暗面”,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,并用稿纸抄正,毅然将信发出。

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,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,在激动地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。

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,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:“同志们,要警惕啊!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!”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,毕竟这是关系到“阶级觉悟”的大是大非问题。因此,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,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;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,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。然而不久,来自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以及省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,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,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》,承认县委“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,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,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,还要严重”。

反走后门,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; 这不情愿的检讨也就又为日后李庆霖埋下了祸根。

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,1977年11月1日,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,又隔了1年多,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,以“现行反革命罪”判处他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生。

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,一下子使李庆霖身价百倍,很快入了党,成为国务院知青办成员,四届全国人大常委。让他一举成名之事,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?

无论如何,千万知青会记住他!

[王金昌]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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